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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介书生,两手空空,胸无大志又不甘碌碌一生,踌躇满志又志大才疏,曾怨恨生不逢时报国无门,曾想归园田居怡然自乐。到现在才知道:平平淡淡才是真,只求品一杯清茶,笑看风云,享受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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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在今天,冯其庸先生是否能够成才?  

2017-01-29 21:49:52|  分类: 教育博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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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评论 来源:凤凰评论 2017.01.23

如果在今天,冯其庸先生是否能够成才?

今年的中国,教育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,但是,就投入和产出相比,无疑大大落后于民国。发出“钱学森之问”的钱学森本人,以及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科学家,都是在民国期间接受的教育。

文丨凤凰网主笔  张弘

著名红学家、文史学者冯其庸先生与世长辞,在感叹于冯先生著作等身之时,他的经历更耐人寻味:冯先生并非出身名门或书香门第,而是生于贫寒之家。在民国期间,他通过自学而晋身学术圈,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员。显而易见,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明案例。通过自学求知,以及专科教育,他不仅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,而且得以实现自我价值。

冯其庸曾经自述,“我要感谢我的家乡,我是地地道道的无锡前洲人,准确一点讲,我是前洲后面的冯巷人。我20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前洲冯巷,是这里的山、水、土壤、粮食让我成长起来的。因为家贫,我在家乡小学只读到了五年级,10岁便开始在家种地,凡田间农事,无一不做。我的双手结满了厚茧,左手手指及手背,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的镰刀割痕。在当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下,我还是借书苦读,经、史、子、集,只要是能借到的,无所不读。1943年,我毕业于无锡前洲青城中学,当年又考上了无锡工业专科学校。1946年,我考入无锡国专,师从唐文治、王蘧常、钱仲联、钱宾四、朱东润等人,在无锡国专读书的3年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,为今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。正是从这里走出,我才能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新起点。”

在冯先生这一辈,甚至前几代学者中,出身贫寒,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自身命运获得个人成功的例子并不鲜见。比冯先生成就更大、名气更响的钱穆,以及历史学家童书业都没什么学历,自学成才。著名学者季羡林、周有光等学者人,都出生平民家庭。以前不久去世的周有光先生为例,他考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上海圣约翰大学,因为没有钱,经过姐姐的同学帮助这才得以入学,上了两年之后转入光华大学。从光华大学毕业以后不久,一心上进的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,一边在银行兼职,其收入之丰厚自不必说,他的命运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钱穆、童书业等人通过自学成为史学名家,季羡林、周有光、冯其庸等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。这些学者的民国故事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掌故。然而,一个按捺不住的疑问冒了出来:如果冯其庸先生生在当下,他是否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,实现阶层流通?显然,这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。

众所周知,民国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,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非常接近,大学教育极为开放,创办大学也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行政审批和办学许可。一些优秀的民办大学,有机会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。例如,张伯苓和严修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,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,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。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,南开大学复原之后才改为国立。此外,教会大学、专科学校等等极为普遍。以专科学校而论,人才辈出的不仅包括冯其庸先生就读的无锡国专,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朝阳大学与东吴法学院齐名,1912年由法学界著名人士汪子建、江翎云、黄群、蹇念益等先生创办的。1929年,在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上,朝阳大学被肯定为“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”。 这样的教育制度,使得各种人才都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,学习自己喜爱的专业。在当下,严格的办学审批和高门槛,以及种种办学限制,使得民办大学无论是在办学条件、办学经费还是师资力量上,均无法望公办大学之项背。毫无疑问,产生大师、大学者的几率也大大降低。像冯其庸先生那样,在一所民办的专科学校受教于一批名师,由此成为晋升的起点,其可能性也大大降低。

著名学者杨继绳在《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》中认为,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,一个是先赋性因素,即靠家庭背景;一个是后致性因素,即靠个人努力。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,世袭性强。从宏观来看,这个社会流动性就很小,容易呆滞阶层固化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,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(也可以称为继承)的另一种说法。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,而是集体的世袭。

此外,据《南方周末》2011年8月4日的报道,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-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,1978-1998年,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,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,2000年至今,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。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,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。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。以湖北省为例,2002-2007年5年间,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%提高到62%,以军事、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%升至57%。而在重点高校,中产家庭、官员、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、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,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%。那年的高考考场里,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%。造成这些城乡差异的最大原因,除了城乡本身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外,就数这些国家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、特长加分、保送等教育新政。

这些证据有力地证明,不公正的教育制度,阻碍了底层平民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,他们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。像冯其庸先生那样,在一所民办院校读了三年专科,几年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,已经极其困难。

众所周知,知识界近年来流行“民国热”,其中或许不无夸张之处。但是,民国确实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。今天的中国,教育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,但是,就投入和产出相比,无疑大大落后于民国。发出“钱学森之问”的钱学森本人,以及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科学家,都是在民国期间接受的教育。而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李政道,都曾就读于西南联大。由此可见,“民国热”至少有相当的合理性,民国的教育制度至少有很多可取的地方。冯其庸先生对其在无锡国专师从唐文治、王蘧常、钱仲联、钱宾四、朱东润等人念念不忘,显然不无原因。如果在今天,冯其庸先生是否能够成才? - 张瑞华 - 张瑞华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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