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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华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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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介书生,两手空空,胸无大志又不甘碌碌一生,踌躇满志又志大才疏,曾怨恨生不逢时报国无门,曾想归园田居怡然自乐。到现在才知道:平平淡淡才是真,只求品一杯清茶,笑看风云,享受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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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为何落水当汉奸:一颗子弹打弯膝盖  

2014-06-11 15:35:1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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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为何落水当汉奸:一颗子弹打弯膝盖

2014年06月11日 09:08
来源:学习时报 作者:李秀谭

核心提示:他说这次刺杀是日本军警所为,实际上是逼迫他就范。不论何种背景,刺杀事件产生的后果,就是使周作人这位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,最急切的要求是先要寻求保护。

周氏兄弟与许广平(后排左一)。

文章来自:人民网 作者:李秀谭 原标题:周作人为何会“落水”成为民族败类?

雾霾肆虐时节,躲进书房翻检藏书,有一册周作人签名题诗本。

签名题诗本为昭和七年(1933年)七月出版的《四季图案百选》(秋)。由日本京都内田美术书肆发行。册页印制精美,古朴大气。册页扉页上周作人题诗:“绝世天真爱丽思,梦中境界太离奇。红楼亦有聪明女,不见中原凯乐而。”左附记:爱丽思漫游奇境记,英国凯乐而著,赵元任有北京话译本。落款:作人。钤朱文印:“苦雨斋”“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”。

周作人写了优秀小品散文《美文》,打破了封建复古派关于“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”(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),为小品文的兴盛和发展,以及中国“美文”体散文的创立起到奠基作用。他们的作品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。周作人散文那种真实简切、平淡渊雅、趣味隽永的“知堂风格”,对冰心、朱自清、俞平伯等都影响至深。然而,令人不解的是,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文坛的大家,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历史关头,却甘心附逆,充当文化汉奸,堕落为民族罪人,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“三个”谜一样的问题:一是李叔同出家;二是王国维自沉;三是周作人“落水”。

周作人为何会“落水”,成为国人所不齿、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?作为一个典型人物,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,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,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,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。

剖析周作人失节的“历史原因”和“文化现象”,首先应看到,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。他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,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。祖父是清末的翰林,做过知县,后因科场作弊案入狱。父亲是位不得志的读书人。由于家庭熏陶,使他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,形成以儒家入世哲学为根基、以老庄游戏态度为依托、以禅宗出世思想为归宿的传统文化思想基因。特别是“祖父入狱”后,年仅13岁的他去杭州陪侍近一年半。狱卒的诧异和世人的白眼,对他的性格及心理不能不产生影响。青少年的积习是人生命运的源头。周作人终其一生,始终未能忘情于社会人生。他虽曾以僧人自况,处处想“出世”,但他都时时不忘“入世”,不忘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政治文化传统。抗战期间,他之所以接受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委员、常委并兼“教育总署”督办的任命,并以伪督办的身份出席各种政治活动,在敌伪官方刊物上发表讲话、训令,作为汪精卫随员参加伪“满洲国”庆典活动,风光地出没于陈公博、褚民谊等头面人物的宴会,甚至身着黄呢日本军服,腰挎战刀在天安门检阅伪少年团分列式等种种行径,正是他骨子里不忘“入世”的结果。只不过是选错了进入仕途的门径,走错了路。

周作人“落水”附逆,除政治上不能忘情于“入世”之外,在生活上耽于安逸,则是另一条重要缘由。

抗战爆发后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不愿做奴隶的教职员和学子迁往昆明和内地,在抗战中继续工作与求学。年老多病及家累过重的少数教授罗常培、马裕藻、魏建功等人被迫留下来,校长蒋梦麟让他们保护校产。周作人当年52岁,身体很好,完全可以南下。然而他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,深知南方的艰苦,他留恋窗明几净的“苦雨斋”,舍不得离开八道湾仿日本式的书房和各种摆设,所以借故家累太重而留下了。

周作人一贯提倡“闲适”。他早在1920年代初就认为:“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,就这平凡的境地中,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,即是无上幸福。”(《死之默想》)1930年代后期,他更是埋首故纸堆里,沉浸在草木虫鱼、苦茶古玩之中,远离了时代的风雨和奋争的大众。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,周作人留在北京,依然坐在“苦雨斋”(此时已更名为“苦住庵”)中,坚持他的爱好“听谈鬼”“学画蛇”“玩骨董”“吃苦茶”,关注杂学知识,翻译他的希腊文学。有时还到琉璃厂,与老朋友钱玄同、马幼渔等聚会。出入八道湾走访他的学生、留日老同学、旧同事、日本文人络绎不绝。

就在此期间,发生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件。关于刺杀事件背景,说法纷纭。一种说法是刺杀者自称是“天津中日学院”的学生,但却代表了国内部分激进青年,对周作人1938年年初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召开的“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”表示愤怒,是一次有组织的锄奸行动。一种说法是周作人晚年在香港出版的《知堂回想录》中,关于“元旦的刺客”为自己的辩解。他说这次刺杀是日本军警所为,实际上是逼迫他就范。不论何种背景,刺杀事件产生的后果,就是使周作人这位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,最急切的要求是先要寻求保护。这也符合他一生遵奉的人生哲学“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”。而在当时对他这种要求能够满足的只能是日伪军警当局。他也知道他在敌伪时期的职位越高,这种保护的保险程度就越高。刺杀事件发生以后,使周自觉地向日本人靠拢。不久,便接受了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。以后,在一年里又相继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、“东亚文化协会理事”、“评议员”等。直至后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,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不断地向下滑去。据日本《大阪朝日新闻》当年报道,他在遇刺脱险后发表谈话说:“这(指刺杀事件)对我来说在今后的工作上,成为一个好的转机也说不定。”这段话无疑是一个宣言,公开表示他将不像原来那样忍受贫困生活了。据近年披露的周作人晚年致香港友人鲍耀明书札,他在解释出任伪职一事上,特别强调了“官俸”和“津贴”,也就是收入问题。这也是周作人“落水”原因的一个佐证。有的学者曾形象地说:“一颗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,却打弯了他的膝盖。”这一枪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。他也从此由封建阶级的叛逆士、中国新文学的闯将,堕落为中华民族的罪人。


关于周作人“下水”,郑振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‘必败论’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,而太相信日本的海陆军力量的巨大。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,便不能不有所背,有所从了。同时,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,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,自己欺骗着自己,压迫着自己,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‘安全’的路走了。”(《惜周作人》《萌芽》1946年第1卷第3期)郑振铎的这个分析符合实际且切中要害。

伏案翻阅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骁将的手迹,联想其当年文坛风云人物“周氏兄弟”同途殊归的不同人生结局,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但是,不论命运是如何安排,道路却是自己选择的。周作人附逆投敌,晚节不贞,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典型文化现象,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路程及命运归宿,进而引出积极而深沉的思考,具有重要意义。周作人失败的人生,颇值得人们深长思之。2014年06月11日 - 张瑞华 - 张瑞华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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